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逆转考验美国决策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逆转考验美国决策

美中两国的经济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过去，直接投资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从美国这样的国家流入中国这样的国家。未来，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额会与外商投入中国的资本规模相当。美国如何应对这一巨变，将对美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利益有深远影响，也会为更广义的中美关系奠定基调。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在世界其它国家的投资则微不足道。这一趋势正在改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4年的20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超过200亿美元，2008年超过500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为2300亿美元，所占GDP的比例约为5%。由于中国投资额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全球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比例已经上升至第五位。在中国的带领下，新兴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正迎头赶上。　　许多美国人错误地认为，所有中国公司都是和政府有关的。实际上中国公司的所有制是有多种形式的，虽然国有企业在美投资额上占很大部分，但民营企业在美投资额的比例高于民营企业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中的比例。　　预计在未来十年，中国公司在全球的直接投资将达一万亿到两万亿美元。随着非资源性投资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其中投资到美国的绝对额也会大幅度增长。　　中国投资考验美国　　维护美国的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忠实地坚持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　　美国人对于中国直接投资，是应该铺上红地毯欢迎，还是拉起闸门挡在门外？ 美国人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辩论双方都情绪激动，但是只有冷静地分析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中国投资者能从国有银行中获得补贴贷款，在收购资产时占据不公平优势，扭曲资本在全球的有效分配。这种恐惧一直是中国对美投资问题上争论的主要问题。问题是，如果美国的卖家因中国公司享受补贴而获得好价钱，那有什么不好呢？即使有非市场的动机，只要没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具体威胁，就没有理由阻止直接投资。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流量，还远不足以扭曲全球资产价格。　　数据显示，多数中国对制造业的投资主要是为了建立长期业务，可为当地创造就业。“内包”型生产可更好地为美国消费者提供服务，汲取当地的技术知识，这对美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将流向海外的工作机会返还美国。　　中国公司收购美国资产以剥离技术而关闭当地经营的负面例子很少。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公司在积极改变被收购公司的采购和进口策略。我们也没有找到证据，说明中国比来自其它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具掠夺性。2008年，中国公司报告的工资支付总额为1.66亿美元，员工年平均工资为66400美元，与其它外国跨国公司员工的平均薪酬接近。尽管中国公司进入像美国这样发达经济体时，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会有巨大挑战，我们尚未获知任何中国公司在美国大量违犯劳工标准的案例。　　中国的直接投资对美国经济可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美国一贯的外来直接投资和竞争的政策对中国仍适用。尽管中国的国家主导模式引起了某些争论，迄今为止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模式仍属“正常”范围。对于掠夺性或其它违反竞争的行为，最好是通过一般国内法规进行管制，而不应将其列入外资审查机制范围，因为外资审查机制无法充分预见企业未来行为。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我们的结论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忠实地坚持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美国现有的审查制度和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需要单独针对中国设置歧视性的机制。　　美国对中国有一种隐约的恐惧：中国已强大到了影响世界的地步。如果这些恐惧是有依据的，那么美国人对外国投资的传统认识也许需要改变。如果这些恐惧是没有根基的，而美国却因此早早放弃自由市场原则，则很可能在保护经济的名义下毁掉自己的经济。再有，如果中国的全球直接投资者身份正孕育着一个更自由的中国，又将如何呢？难道中国企业不会因为自己是合法的利益持有者及全球社会的参与者而发生深刻变化吗？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真正的风险是美国没有竭尽所能吸引更多中国对美的投资，而不是没有尽力排斥之。这才是美国当前面临的复杂挑战：能否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兴起之时，辨识美国的利益。　　美国怎么办　　我们建议美国自身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能从增长的中国投资中最大限度受益。　　近期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增长印证着中国的投资潜能。但鉴于目前政治气氛中弥漫的恐慌症，如果不采取措施恢复冷静思考，这种潜能带来的巨大效益很可能会被白白浪费。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旨在减少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分流别国的风险，以确保美国从中受益：　　两党发出明确的共同信息，欢迎中国投资。华盛顿必须高屋建瓴地改变语境，指明迄今中国对美投资的健康成长态势，并申明美国政策是包容开放的。这需要有一个国会两党和政府的联合声明，明确对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是持支持态度的。基于美国国会的监督职能及其近期对外国在美投资问题上的激进态度，在传达这一信息时，国会的积极作用至关重要。　　将吸引中国和其他国家对美直接投资的举措制度化。需要考察美国对于吸引中国和其他国家投资所作出的努力。眼下“自由放任”的方针的时代背景和前提是：美国当时在全球外资流量中占主宰地位，美国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吸引力是其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媲美的，且外国投资者都基本来自与美国有类似的法律和商业制度的国家，不需要太多的本地协助。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需要更多积极主动的措施，这不仅需要各州和地方政府作出努力，也需要在国家层面上有所行动，因为外商投资壁垒往往出现在这一层面。　　保护投资审查程序的独立性。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正式程序总体来说是完善的，但目前紧要的任务是保护这一程序免受政治干预。中国国内有人建议，美国应像中国政府一样发布一个开放产业的目录。这个提议虽然从中国公司近期的经历来看可以理解，却不适用于美国。任何一个产业都可能出现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投资，不可能事先预想所有最终可能发生的情况。外国投资委员会应使决策过程进一步透明化，寻找更完善的途径来确保只对威胁国家安全的投资进行审核。那些要求修改审查程序的建议都必须予以否定。　　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动机。许多美国人怀疑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一定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这种结论是错误的。如要最大化美国利益，就必须纠正这种误解。由于存在各种国家利益和中央计划的辞藻，要澄清中国公司也是利益和利润至上这一点并非易事。中国在美投资的倡导者和受益者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宣传这种市场动机。另外，经济学者和政策分析者也需加倍努力，帮助美国的领导人和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中方应承担的责任。美国人对中国的诸多顾虑，中国也有很大责任。毕竟有政府背景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几乎占工业总产值一半的大型国有企业。即使在私营企业中，管理操作不透明也很常见。如果中国希望自己的企业在华盛顿受到的听证审查是简单直接的，就必须改进国内的公司管理水平。　　防患于未然。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加上其国内存在人为的定价机制，会“毒化”未来的全球市场，那么随着中国的资本输出在世界份额中比重增加，全球直接投资领域里也需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国际贸易中制约贸易补贴的机制。　　不玩对等游戏。在谈论中国投资时“对等”一词用得太频繁。“对等”一词意味着，如果中国歧视性对待美国投资，美国亦应以牙还牙。我们建议对此要持更为慎重的态度。中国的确存在一些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但数十年来中国在保持开放，欢迎外资方面一直表现卓著，那种以限制资金进入美国为砝码来要求中国对美国开放更多投资渠道的想法是荒谬的，也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先扫门前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建议美国自身也应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能从增长的中国投资中最大限度受益。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因完善金融体系和商业前景广阔，投资者纷沓而至。要吸引外国投资、实现长远经济利益，最重要的一步是先努力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只有一个经济健康、政治稳定、前途明朗的国家才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实现持久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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